赵元任自幼就有自由恋爱思想。14岁（1906）那年，他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这个婚约终于解除：“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他幼年还曾沾染上“自我放纵”的毛病。他在《早年自传》里记载说：“……有一次一家旅行电影表演团来到城里上演几天，我去看过一次。上演的大部分是滑稽剧，诸如以水龙头从人们后面喷水、月亮在天上看两个年轻人做爱，然后摇摆落到地球上把两个年轻人吓跑。最后一幕显然带有色情。我忘记提及我在苏州那一年，我偷着看了从聃生舅父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说明性的书。那几年是我青春发动期及青春期，通常自我放纵，不过和私人爱情及自书上与那次电影上得来的理论知识并无关联。那次影片尚颇规短，只照出床上两人的面孔，但从他们面部表情，无疑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影片名称是《小开心》。……上学第一年，我的身体一定颇为健康，因为那时校内校外的活动很多，而且幼年自我放纵，我曾在日记上大字书写：今天余完全失去自制，书此以记此错事。”
赵元任1920年从美国学成回国。这年9月，不知“是合于逻辑呢还是偶然呢”他认识了杨步伟医生。杨步伟出生于南京望族，是一个具有非凡资质的女子。1912年（22岁），她便担任了中国第一所“崇实女子中学”的校长。后来，到日本学医，1919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国后，在北京绒线胡同和一位同学合办一所“森仁医院”。赵元任在其《早年自传》里，较详细地记述了他们恋爱、结婚的过程。他们的结婚，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文明结婚”的范例之一。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的饭桌上认识了两位女医生。一个叫李贯中，另一个叫杨步伟，她们俩在绒线胡同合开了一家“森仁医院”。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次日，这两位医生回请赵的朋友，因赵当时就寄宿在这个朋友家里，所以也在被请之列。赵在当天的日记上说：“这两位大夫是百分之百的开通。”杨大夫也有个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个婚约被她解除了。……赵此后几乎每两天去森仁医院一次。到了9月25日，他向两位大夫告别说：“我恐怕太忙（他当时正在受以梁启超等名家为首的‘讲学社’所邀请给来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当翻译），如果我不能再来，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他又去了。
赵南下去迎接罗素。先到汉口，在上海短暂停留后，便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回到北京。回到北京，活动频繁，校长金邦正同意将他“借与”“讲学社”一年，于是他便从清华搬进城内。……和他的两位女医生朋友在森仁医院见面的机会更多。于是赵、杨很快便进入热恋。有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和杨双双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照那时发展情形看，我觉得我确知我爱谁，或开始爱谁。”原来，那位李大夫也在默默地，但却挚热地爱着赵。“不幸李大夫多少较为天真，我写给她一封长信，用友好的口气解释我的感觉，先给韵卿（杨步伟女士别号）看，她说李大夫不会懂我的意思。我将信交给她，她果然不懂，我不得不直说我的意思是另有其人。不久，李大夫便神经紧张不宁，不得不到汤山温泉休养。……”接着，赵元任较详细地记述了他与杨步伟恋爱的某些细节：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问明天早上能不能去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山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止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碑”前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韵卿！”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做声，向我走过来。 ……最后我们在东城美好角落找到一所住宅——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以前叫小哑巴胡同），一楼一底，房间极舒适，还有屋顶花园。住的地方是有了，还有许多别的事需要处理。我们到中山公园，自照了多张像片，决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张和我们结婚——或无仪式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我们的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我的同班同学胡适劝我们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
下面是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Chunkuo，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赵元任还回忆说： 在我们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我们说，接到这项消息的时候，我们已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了婚。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我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我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年轻人开始学我们的结婚仪式，实际上没有一次学像了的。我们四个女儿也不例外，她们的婚礼总不如我们无仪式的结婚简单。 我们这种激进方式触怒了若干我们不想触怒的人士。我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我未听韵卿的劝告，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此后我一直在追悔，那个花篮总可看作精心制作的祝贺卡片呀。……韵卿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赵、杨结合，也堪称现代最美满的婚姻之一。他们互敬互爱，白头偕老。曾有人称他们是“一对为人所羡慕的佳偶”或“神仙伴侣”。而他们自己则说：“我们争争吵吵了五十五年，但也和和乐乐地共度了大半个世纪。”1981年3月，杨步伟女士先逝，享年91岁；不到一年以后，即1982年2月，赵元任先生继归，享年90岁。
（摘自《清华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年9月）
